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也是舞会的春天

-----人民大会堂新年舞会

1979年，改革开放第一年。这年的除夕夜，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。舞会上，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，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。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，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。女的名字叫盖丽丽，著名演员，后来改名叫盖克，更是大名鼎鼎。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的被人们提起，在那个国家级别的大型舞会上，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。当时参加舞会的人很多，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，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。在此之前，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，文革期间叫封资修，那次大会堂舞会是一个信号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让摄影家李晓斌惊奇的是，人们都跳得挺好，像是练过一样。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，舞伴里，同性组合比异性组合显然要多。　　

80年代，中国“舞禁”初开，交谊舞再度兴起。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，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。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、诗人北岛、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。这些人去那边玩，聊天、跳舞。后来，吸引的人越来越多，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，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，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。在露天舞会上，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。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“老外”。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，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，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。即便过了20多年，很多人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来，那个穿白色体恤，低头跳抽筋舞的是诗人多多。虽然当时他诗名远扬，但在如今，人们记住的还是他的那身装扮。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，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，牌子是三洋的，价钱在260元到270元，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。

倒春寒

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，到了1980年6月，时风陡转。政府部门《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》，当时，根据调查，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、广场、饭馆、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，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，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。《通知》将跳交际舞视为“舞姿低级庸俗、伤风败俗”的娱乐项目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，坚决要求取缔。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给予治安处罚，严重的以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”追究刑事责任。一时间，交谊舞处境不妙。思想界乍暖还寒，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。那时的报纸上，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。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，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，到了夜里还不肯走。他们违反制度，他们破坏公共财物、文物、绿地花坛，他们动作猥亵、语言粗鲁，最后发展到辱骂、殴打公园工作人员……

1984年10月19日，又下发了《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，语气略微松动，改禁为限，这一做法，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。当年，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，但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：外国人、留学生、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。

温暖的春天之后是火热的夏天

1986年，王蒙复出，当时了文化部长，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，上任之初，就干了一件大事：让交谊舞解禁。据他后来在《王蒙自传》中回忆，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。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，是如何管理好的问题。作为文化部长，王蒙一上任就给交谊舞解禁定了调子。

当年，鉴于天津市的情况政府部门先后派员赴津了解舞会活动情况。之后，以《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》为文，向向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下发通知。并在通知中指出：“从天津市和其它一些地方反映的情况看，只要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，舞会是可以办好的。” 天津舞会办得好，全国开始争相效仿，各省派了考察团，回去之后，就先从工会组织抓起。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，几乎刮的是一场旋风，一夜之间，各单位的工会都开始发动组织舞会，但由于交谊舞禁得太久了，人们不免显得铜手铜脚。工会不仅组织舞会还要负责教会跳舞。

1987年2